在2015年现代林业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张建龙
国家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加快生态林业民生林业发展共享更多更好林业发展成果
赵树丛
中国林学会理事长
在2015’现代林业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王春法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林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叶文虎
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范式
周宏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主任
生态保护背景下的林下经济发展
陈幸良
中国林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新常态下中国木材加工业转移趋势与特征
宋维明
北京林业大学校长
转型中的林业发展
李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林权改革及生态工程建设对林地变化的影响
邓祥征
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科学研究所国际交流处处长
林业是绿色发展的实践者和先行者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加快提高我国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傅伯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林业要为低碳经济和绿色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徐晋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加快税费改革步伐,促进我国南方速生丰产林建设可持续发展董汉民
广西人工林种植行业协会
    在2015年现代林业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张建龙
    (2015年11月26日)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同志们:

    今天,中国林学会在此举办2015年现代林业发展高层论坛,并为第六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获奖者颁奖。在此,我代表国家林业局,对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获得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的各位专家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今天在座的有许多权威专家,对我国林业改革发展非常关心和支持。借此机会,我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我国林业发展的形势和任务。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林业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和林业改革发展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他深刻指出,森林是陆地生态的主体,是国家民族最大的生存资本,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关系生存安全、淡水安全、国土安全、物种安全、气候安全和国家外交大局;林业建设是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国仍然是一个缺林少绿、生态脆弱的国家,人民群众期盼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宜居,造林绿化、改善生态任重而道远;要保护好每一寸绿色,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创造更好的生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大战略思想,把林业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林业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为加快林业改革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有林场改革方案》和《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全面停止了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实施了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加强了野生动植物保护,完善了林木种苗、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为我国林业改革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体务林人的不懈努力,我国林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国森林面积达31.2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1.63%,森林蓄积量达151.37亿立方米,人工林保存面积达10.4亿亩,居世界第一位,年森林生态服务总价值达12.68万亿元。我国沙化土地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283平方公里,实现了“沙进人退”向“人进沙退”的重大转变。全国共建立林业自然保护区2729处,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85%的野生动物种群和45%的自然湿地。全国林业产业总产值达6万多亿元,林产品进出口贸易额达1400亿美元,我国林产品生产和贸易跃居世界首位。林业的快速发展,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我国林业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我国仍然是缺林少绿、生态脆弱、生态产品供应不足的国家。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3,人均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和1/7。全国仍有沙化土地面积17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近1/5。全国木材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达47.9%。同时,林业基础设施和装备水平非常落后,林区生产生活条件艰苦,职工群众收入水平很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我国林业发展水平与维护生态安全、建设生态文明、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需求相比,与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的期待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强调要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明确要求,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强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支持森林城市建设,扩大退耕还林还草,开展退耕还湿,实施濒危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严防外来有害物种入侵,严厉打击象牙等野生动植物制品非法交易,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治理,提升森林、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这些要求,进一步明确了林业工作的重点任务。

    根据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十三五”时期全国林业系统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以建设生态文明为总任务,努力增绿增质增效,加快推进林业现代化建设,不断提升林业发展水平。重点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推进改革创新。深入推进国有林场、国有林区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创新林业体制机制,完善林业支持保护体系,加强林业科技创新,推进林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增强林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二是加强生态保护。坚持生态优先,全面保护天然林,全面保护林地湿地,全面保护野生动植物,严格保护沙区植被,切实加强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强化林业行政执法,严格保护林业资源,坚决守住林业生态红线。

    三是加快国土绿化。认真组织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防护林体系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等林业重点工程,科学安排造林绿化任务,加大封山育林、飞播造林力度,深入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加快建设国家用材林储备基地,着力增加森林资源总量。

    四是提升质量效益。在开展大规模造林绿化的同时,把森林经营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大力开展森林抚育、低产低效林和退化林分改造,着力提高森林质量和生态功能。大力发展绿色富民产业,积极优化林业产业结构,不断推进林产品供给侧改革,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又多又好的优质林产品。

    五是夯实基础保障。着力完善林业法律法规体系。严格规范林业执法,提高林业法治水平。加强林区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森林防火等装备水平,努力改善林区生产生活条件。加强人才队伍和基层站所建设,提高林业部门履职尽责能力。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衷心希望大家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开展广泛深入交流,为我国林业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共同推动我国林业改革发展。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加快生态林业民生林业发展共享更多更好林业发展成果

    中国林学会理事长 赵树丛
    (2015年11月26日)

    同志们:

    2015现代林业发展论坛,将紧紧围绕“新常态新路径:‘十三五’林业新发展”这一主题开展深入讨论,这对于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编制好林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理念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最大亮点。这“五大新理念”与林业改革发展息息相关,对“十三五”林业新发展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实现“十三五”林业新发展,必须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对林业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注入了新动力,协调发展对生态与经济的协调、生态资源保护与林业产业发展的协调提出了新要求,绿色发展对发挥林业在绿化国土、改善生态、维护生态安全中的特殊功能赋予了新使命,开放发展对林业适应全球化、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和生态领域国际规则制定提出了新课题,共享发展对林业生产更好的公共产品、创造更多的民生福祉提出了新任务。

    在这“五大新理念”中,共享发展更体现了人民性、普惠性,为“十三五”林业新发展拓展了新空间、丰富了新内涵。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包括8个方面要求,特别是:“建立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共建共享机制”、“完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制度”、“实施脱贫攻坚工程”、“促进就业创业”、“建设健康中国”等共享发展要求,都跟生态林业、民生林业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我们必须看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长期不懈特别是“十二五”的艰苦努力,我国林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果,已有了实现“十三五”林业新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期待相比,与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相比,与建设“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的目标相比,与实现共享发展的愿景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一是生态资源总量不足。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21.63%,居世界139位,人均森林面积,居世界148位,人均森林蓄积量,居世界125位。二是生态资源质量不高。全国优等级森林生态系统仅占森林总面积的5.8%,良等级占15.2%,低、差等级的比例高达43.7%。三是生态系统十分脆弱。全国生态脆弱区面积占到国土总面积的60%以上。四是生态系统破坏严重。在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2009—2013)的5年间,每年流失林地高达2418万亩。从第一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1995—2003)到第二次调查(2009—2013)的10年间,全国自然湿地面积减少了5064万亩。五是生态系统碎片化加剧。由于各类开发建设规模不断扩大,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日趋破碎化,物种基因得不到交流,野生动植物种群逐渐退化。六是生态福祉共享水平很低。日本单位面积森林生态服务价值是我国的4.68倍,人均享受的森林生态服务价值是我国的6.43倍。七是生态灾害十分频繁。我国是世界上生态灾害最频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然灾害损失率年均增长高达9%,对人民生命财产构成严重威胁。八是生态压力日益加大。各种开发建设占用林地、湿地不断增加,资源、能源消耗量不断上升,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加剧。九是林区民生问题突出。重点国有林区在岗职工年人均工资只有2.3万元,相当于当地社会平均水平的51.4%。国有林场在职职工年人均收入仅为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35.3%。同时,林区林场道路、供电、饮水、通信等基础设施十分落后。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他进一步指出,“植树造林是实现天蓝、地绿、水净的重要途径,是最普惠的民生工程”。解决林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实现共享发展,让全国人民共享更多更好的最公平的生态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实现“十三五”林业新发展的新任务,也是“新常态”下加快我国林业发展的新路径。我们一定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在“五大理念”的指导下,以如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为目标,从“补短板”入手,进一步加快生态林业民生林业发展,着力解决我国生态、民生存在的突出问题,为改善生态改善民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更大的贡献,让社会共享更多更好的林业发展成果。我认为,要从满足人民对生态、民生的需求上,实现共享发展,应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解决体制机制创新问题,着力保障林业发展成果实现共享。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国有林场改革、国有林区改革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生态资源产权制度、生态资源监管制度、生态系统修复制度、生态监测评价制度、生态资源市场配置和调控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以及财税金融扶持制度,逐步实现林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生态林业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共享林业的发展成果。

    第二、要解决生态资源总量不足问题,着力提升生态福祉共享水平。严守林地和森林、湿地、沙区植被、物种4条生态红线。在全面保护天然林资源的同时,大规模开展国土绿化,实施林业重点工程,加快国家储备林建设。在重视造林绿化的同时,加强森林经营,提升森林质量和功能。在全面保护自然湿地的同时,实行退耕还湿,加快湿地生态修复。在全面保护物种资源的同时,加强濒危野生动植物抢救性工程建设。在全面加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的同时,加快荒漠化、石漠化土地治理。在全面加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国家公园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森林城市、森林特色村镇和森林人家。总之,要千方百计增加生态资源总量,着力提升共享生态福祉的水平。

    第三、要解决绿色富民产业发展问题,着力增加创业就业共享机会。“十二五”期间,我国重点支持发展了特色经济林、木本油料、森林旅游、竹产业、花卉苗木产业、林下经济、沙产业、国家储备林、生物质能源、生物制药等十大绿色富民产业,全国林业总产值由2010年的2.28万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5.4万亿元,翻了一番多。我们应当坚持把发展绿色富民产业作为改善民生特别是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的战略途径来抓,让林农群众共享林业产业发展成果。

    第四、要解决林业基础设施薄弱问题,着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林区共享。加强林区道路、饮水、供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林业信息化建设,提升林业信息化水平。加强航空灭火、以水灭火等森林防火能力建设,提升森林防火防控水平。加强林业生产装备研发,提升林业生产力水平。通过林业基础设施和装备的全面改善,让公共服务均等化辐射到林区山区,扩大公共服务的共享范围。

    第五、要解决社区林业发展问题,着力增强社区林业共享能力。无论是城镇社区还是农村社区,林业发展的共享水平都不高。城镇社区应着力扩大森林、绿地面积,提升生态宜居水平。农村社区特别是林地的原住民和森林有着不可割舍的感情,更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随着天然林保护、湿地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全面加强,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应把发展农村社区林业经济放在重要位置,帮助农村社区群众共享小康生活。要大力发展家庭林场、股份制林场,让林农群众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和直接经济收入。加大对贫困地区林业发展特别是林业特色产业发展扶持力度,为贫困农民开辟稳定的脱贫致富渠道。加大对国有林场、国有林区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提高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等林业补助标准,在严格保护森林的同时,扶持国有林场、国有林区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为林农群众和林区职工共享小康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同志们,实现共享发展核心是保障民生需求。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林业是生态保护和建设的主体。坚持发展保护林业生态依靠人民,发展保护林业生态为了人民。林业部门最大的责任就是要为全社会增加生态福祉、改善民生需求,在生态建设上保障实现生态福祉的全民共享。我们一定要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加快生态林业民生林业发展,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共享改善生态改善民生的新成果。

    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林业发展路径的选择

    叶文虎
    2015年11月

    一、前言

    本报告有以下两个逻辑前提:

    1、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工业文明之后将进入的一个新的文明时代。这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必然走向。

    2、人类社会当前正处于由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演变的转折关头。

    因此,本人认为人类社会的所有组成部分和工作领域都面临着转变自己发展方式的问题,也即都必须研究和思考自己发展路径的选择问题

    二、工业文明时代林业发展模式(路径)陷入困境

    今天,在讨论林业发展路径的选择时,首先有必要来回顾一下,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路径使林业陷入了一个怎样的难以自拔的困境。

    1、 首先,是林业的“定位”问题。

    在工业文明时代,我国把林业定位为一个森林砍伐和木材加工的产业部门。虽然也赋予它一定的更新和培育的功能,但其目的仍是为了能“不断的”砍伐和加工,仍是为了持续的创建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

    2、 在整个工业文明时代,森林的生态屏障作用,水土保持作用,气候调节作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等等,越来越不受重视,最多只在教科书中一带而过,于是各种各样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直接威胁到人类的安定的生活,乃至生存。于是,到工业文明时代的后期,保护森林才开始得到全社会的关注。

    但这是沿袭传说的工业文明思维习惯,“关注”就意味着加大植树和保护的投入,意味着从减少砍伐变为停止砍伐、禁止砍伐知道退耕还林等等。

    这些做法诚然都是必要的,但都不是可以持续执行下去的,因为“投入”要来源于经济发展,而过去,经济的发展主要要靠自然资源,包括森林的消耗。而现在,又要求压缩甚至停止自然资源的消耗,经济如何去发展呢?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做法让人看不到希望。

    三、摆脱林业发展困境的出路

    当前,林业发展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保护森林需要投入,二保护森林又得不到经济回报,因而保护森林所需要的投入只能依赖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随着时间的推延,这一做法势必难以为继。

    我以为,这个困境必须尽快解脱。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寻找一条保护森林能获得经济回报,而且回报要越来越大的做法。这是在新形势下林业发展的一条基本出路,也是一条完全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一个新的发展模式。用通俗的语言来讲,这一模式就是要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至于这一模式的具体做法一定应该是“因地而异,因事而异”。

    比如,有条件的林区或林地,可以适度发展木材经济,把更新、抚育与砍伐作为一个整体,统筹安排;

    又比如,在有条件的林区或林地,可以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努力把“生态产品”转化为“生态商品”进入市场,获取回报,这要形成一条合理的产业链,在组织方式上加以创新,以保证林农在经济回报中得到较高的份额;

    再比如,在有条件的林区和林地,可以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和生态养生、养老产业。这同样需要在理念创新前提下,辅以制度(体制、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

    总之,林业发展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新途径,必须去努力探索,努力创造。其基本准则不外是:

    “三者协力”,即在政府引导下,由政府,企业和公众三者协同一致,形成合力。即所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三创新联动”,即在理念创新引领下,由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联合动作,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

    “三生共赢”即在确保生态良好的前提下,将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得到健康的良性的发展,而不是以分工为借口,相互扯皮。

    四、结语

    在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林业发展的途径选择,是一种人类生存方式的选择,是人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选择。

    它实际上包含了所有涉及到自然环境保护和利用的部门。不从这一角度看,就很可能将生态文明建设简单地等同于生态环境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范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周宏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是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要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生”),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再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协调推进,反映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现代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加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十分紧迫,意义重大。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的重要性,列宁有一经典论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从实际出发,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如果不是来自于实践,往往会成为空洞的理论;同样,实践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往往会成为盲目的实践。

    1.“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问题是时代的口号。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享受生态系统服务;当人类活动超过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时,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湮灭。恩格斯曾经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国的“生物圈2号”计划,验证了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人还造不出适应自己生存的环境。1991年,美国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北的沙漠中建了一座微型人工生态系统,8位科学家原准备在这里做两年的实验,最后由于二氧化碳升高等原因,最后的两名科学家不到一年就走出了实验室,试验失败了。试验的失败揭示了一个真理,地球是我们惟一的家园,人类必须保护地球——我们惟一的家园! 生态文明是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哲学议题。生态反映自然存在状态,已经被社会科学所采用;文明反映社会进步状态,已经成为自然科学家的语言。生态文明反映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是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以形象而通俗的语言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时代变迁,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反映了人们对绿水青山价值的认识过程。如果将发展比作一个登山过程,山还是那座山,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人们对“绿水青山”的认识不同,愿意付出的资金、即支付意愿(WTP)不同,对自然的开发和保护态度和做法也不同。用“倒S型曲线”解释就是:在登山前的山脚下,人们想到“砍柴烧”、绿水青山“不能当饭吃”;在登山中,由于饿怕了会乱砍滥伐、破坏生态环境;接近或翻过山顶时,蓦然回首发现绿水青山的美轮美奂,意识到要保护生态环境,并探索用可持续的途径将之转化为“金山银山”。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强调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兼顾。从发展角度看,强调发展的后劲,要立足当前,着眼于长远;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在保护生态环境中发展经济。如果将发展比作“接力赛”,每一代人是接力赛中的一位“运动员”,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如“接力棒”从前一位运动员手中顺利递到后一位运动员手中、不能掉了或为下一位运动员带来不必要麻烦。我国有大量与可持续发展内涵一致的词汇。例如,“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等。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强调的是宁愿不发展也不能破坏生态环境;因为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恢复起来很难。由于人类不合理利用自然致使文明消失,国内外有大量的例子。例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玛雅文明等都湮灭了。我国新疆境内楼兰古城的消失,可能与当地水资源利用不当或水源枯竭有关。我国有大量反映这种思想的词汇,如“坐吃山空”“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等。从世界发展史看,一些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要求通过环境标准优化发展的理念,以环境保护“倒逼”产业结构升级优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反映了人对自然生态价值的认识回归。核心是,人们要尊重自然规律,采用集约、高效、循环、可持续的利用方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环境容量和生态要素,体现了保护“绿水青山”就是做大“金山银山”、破坏“绿水青山”就是损耗“金山银山”的价值观和政绩观。从投资角度看,今天的投资不仅要产生短期的效益,更要为明天的发展奠定基础。

    2.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社会的生态自觉

    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是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绿色发展是一种资源效率高、环境代价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有机统一的发展,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约束条件下的一种发展,是与资源环境“脱钩”的一种发展;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防治环境污染和修复生态系统,减少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循环发展从发展模式角度考量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减量化优先的要求,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变废为宝、化害为利,力争吃干榨净、物尽其用,改变大量开采、大量生产,大量排放的“资源-产品-废弃”线性增长模式,按照“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过程耦合”和“资源共享”等关系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形成“资源-产品-废弃-再生资源”的集约增长模式。

    低碳发展要求节能提高能源效率,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加森林碳汇,不断降低人为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需要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支撑,是涉及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不至于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由于海平面上升导致小岛屿国家淹没等。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三者是有机的统一,均要求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自我修复和净化能力,尽可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废物最小化、资源化、无害化,降低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及对人类健康的负面影响。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绿色经济力求减少污染物排放,也有利于二氧化碳减排;低碳经济要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也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了资源效率,也可以减少废物(包括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并行不悖,均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可以通过企业入园、产业集聚和产业链延伸等方式,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弘扬生态文化,需要全社会的生态自觉,需要从自由王国走向必然王国。生态文化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是发自人的内心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觉醒。以儒释道为中心的中华文明,蕴含着深刻的天人调谐思想和生态伦理智慧。《周易》中“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是对中华文明精神的高度概括。儒家主张“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有机统一。道家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皈依。生态伦理是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炼内容,生态自觉是觉悟的实践手段。应当吸取中华文明中天人调谐、尊重自然的哲学基础和思想精华,嫁接科技进步的最新成果,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回馈自然,不断提高我国的生态文明水平。

    生态文明建设,应强调政府引导,应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应让社会组织承担更多的社会事务,应强调公众参与。没有人的文明,好的环境也会遭到破坏。因此,把生态文明纳入教育体系,推进生态文明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并注重基础性、广泛性、持久性、针对性和趣味性;在全社会牢固确立人人遵循、人人监督的生态伦理和生态公平正义的道德规范和制度激励体系。公众主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情做起,如进行垃圾分类、爱护公共卫生,不使用“一次性”筷子、薄塑料袋,捡起“菜篮子”、循环使用包装物等。只有我们共同的智慧和行动,才有人类的共同未来。

    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经济绿色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思路,是一种制度安排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工业发展创造了供应,以满足城乡居民群众衣食住行的需求;城镇化创造了需求,引导着产品和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两者构成矛盾的对立统一。

    1.经济绿色化的重点在于工业绿色化

    工业化是每一个国家都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工业绿色化是经济绿色化的关键。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完成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任务,这是我国不得不经历的发展阶段;也是迈向“能源资源集约利用、污染物排放减少、环境负面影响降低、劳动生产率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的必然选择。

    经济绿色化的重点是工业绿色化,工业绿色化对我国尤为重要。工业绿色化包括“传统工业绿色化”和“发展绿色产业”两方面。工业绿色化可以从产业布局、结构调整、全生命周期的资源环境管理、技术进步和创新,以及激励和约束机制等方面动脑筋、下力气,实施品牌战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降低产品的资源重量和污染物排放强度。

    工业绿色化的重要途径是推进节能、减耗、减排等方面的工作,使生产同样的产品消耗的能源、原材料、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等尽可能降下来,或生产同样的产品消耗的资源尽可能少。发展绿色产业,既可能覆盖所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可能仅覆盖节能环保产业,本质是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不仅顺应国际潮流,也能缓解资源环境约束。

    优化产业布局可以收到节能减排之效。工业园区是产业集聚空间,驱动力是靠近原料(如资源型城市分布在矿产资源富集区)、靠近市场或靠近企业(即企业“扎堆”),以降低运输成本或进行配套生产。建国后我国不少城市建了钢铁厂,本意是就近市场(即钢材用于城市建设),还能把水渣、钢渣等废物用作水泥原料,钢厂余热用于居民洗浴等。由于技术水平和制度安排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一构想并没有成为现实,还成了城市污染源。企业集群可以是自发的,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和“前店后厂”就是如此;也可能是规划的。我国一些地方的工业园区,圈了地、建了厂房,就是没有生产线。这些存量需要盘活。

    优化工业结构可以收到最大的节能减排效果。改革开放后的轻工业快速发展,我国实现了“以能源增长一倍支撑GDP翻两番”的宏伟目标。未来,要按“关小建大、等量置换、减量置换”原则,把新增产能布局与淘汰落后产能紧密结合起来,抑制产能过剩盲目扩张。大力推进能源革命,控制制造业煤炭消费总量,推进煤炭的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利用;提高制造业可再生能源使用比率,加大新能源技术工艺装备研发力度,形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

    绿色制造是工业绿色化的重要举措。赢得工业绿色发展主动权,最根本的是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在创新驱动上有所作为。国务院批准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应统筹规划,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循序渐进加以推进;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把构建高效、绿色、循环、低碳制造体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并带动智慧城市、智能物流、智能电网等的建设。推进传统制造业的绿色改造,用高效绿色生产工艺技术装备改造传统制造流程。赢得工业绿色发展的主动权,最根本的还是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在创新驱动上有所作为。

    将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而要从实际出发,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生态文明建设原则,十八大文件已经明确提出;利用自然造福人类,则是从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必须做出的选择。

    对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方而言,周边居民在吃穿无忧、有剩余时间和资金的条件下,愿意花钱到“绿水青山”的地方去旅游、去养生,构成了“就是金山银山”的外部因素。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实现“就是金山银山”的现实转化,需要创新思路和发展模式,吸引人来养生、来消费。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对那些“生态环境好、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而言,必须在自然资源和生态容量内发展经济,如可以发展富民的旅游产业,形成新的业态。大力发展生态旅游,让游人形成“除了照片什么也不要带走,除了脚印什么也不要留下”的好习惯。利用林区负氧离子多、一些地区有好水多等资源特点,积极发展养生、养老等产业。发展林下经济,开发有机农业和生态产品,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使民生得到不断改善。

    2.推进绿色城镇化,创造可持续的人居环境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有着密集的人口,现代化的企业,风格各异的建筑,繁华的商业和金融服务区,繁忙的交通运输,密如蛛网的“生命线”工程……为居民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为输送人流物流能量流,汽车、火车、飞机等交通枢纽大多在城市,城市也是互联网注册用户最多之地。

    城镇化是人的聚集过程、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消费品的升级过程。城市是生产和消费集中地;进城当市民,过上美好生活、享受城市文明成果,是中国农民的历史夙愿。进城的人多了,满足市民吃饭需求要大量的农田长庄稼;满足社会需求要供电、供水;满足环境需求要处理处置废物;满足吃饭需求的农田、生活需求的水、电,废物处理需求的环保,构成了城市“生态足迹”。居民的吃饭穿衣、家政需求还可以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

    绿色城市化的目标是可持续。绿色城市化不仅要有适度的人口、繁荣的经济,要大街清洁、满眼绿色,居民生活要井然有序又不失活力;随着城镇化由量的扩张走向质的提高的转型升级,资源强度要不断下降,碳生产率显著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天蓝地绿水清;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需求,也为未来的发展留有足够资源和空间;今天的发展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还能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合理规划城市的空间布局和城市内的功能分区。我国国土辽阔,哪些地方建城,哪些地方发展农业,哪些地方应该保护,主体功能区划已有原则安排。一些城市建在了山脚下,时刻受“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威胁;一些地方“挖山不止”,不仅破坏生态环境,还增加水土流失。因此,合理布局城市,合理规划和建设城市的工作、生活、服务等功能区,减少“睡城”和“潮汐式”交通拥堵,十分迫切。中国古人“逐水而居”;建于公元前256年的“都江堰”仍在造福于成都平原,这些思想值得借鉴。

    发展绿色建筑。在我国城乡建设中,反映原有特色的建筑风格消失了,千城一面,徽派建筑、福建民居,危楼跨水、高阁依云等建筑风格不见了,鸽子笼式的建筑或“水泥”森林耸立,不仅丢掉了厚墙矮屋的节能本质,也割断了文化联系,邻里不相识。因此,应修订建筑物使用寿命标准,减少“大拆大建”行为,限制不节能的“形象工程”。如果城乡建筑不能按照节能标准进行,使用中必然将浪费大量能源,改造也要大量资金。建设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在200万以上人口的大中城市,建设以轨道交通为干线、公共汽车为衔接、自行车和人行道相配套的道路体系;建设现代物流信息系统,实行交通运输现代化、智能化、科学化管理,减少运输工具的空驶率;鼓励公众绿色低碳出行,减少不必要出行。

    实现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加快中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加强农村饮水工程、公路、沼气、电网和危房改造。取消户口制度藩篱,以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改善农民工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基本生活条件,逐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推动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进入农村,形成以工带农、以城带乡的协调发展新格局。

    三、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制度保障

    我国采用法律的、经济的、技术的、行政的和公众参与等手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出台了包括税收优惠、财政投入、金融政策、技术研发和加强管理等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细化了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不断完善政策措施。要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中“钱从哪儿来”、“投到哪儿去”的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政府有效干预应当与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是拓宽融资渠道,建立规范透明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方式,把“隐形债务”变成显形债务;二是减少行政审批,探索政府与社会资金合作(PPP)模式,通过政府“种子”资金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城乡建设领域;三是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政策性金融基金,增加政策性金融业务;四是完善地方税体系,使之与地方政府的职能相适应。

    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应加大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以利于生态系统的修生养息或“自然恢复”。培育有机食品和生态产品市场,并纳入政府采购清单,激励各地留下一泓清水、保住一座座青山。将高污染的消费品列入征税范围,并对严重污染环境的消费品实行高税率。研究建立绿色税收制度,开征污染税、垃圾税;激励第三方开展生态建设和污染治理活动。研究开征并不断完善二氧化碳排放税,并在试点积累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广。

    加快法制建设。构建系统、完善、高效的生态文明建设法规体系。加强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规的修订,完善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完善大气、水、海洋、土壤等环境质量标准,推进环境风险源识别、环境风险评估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制度建设。逐步建立并实施节能、节水、清洁生产、环境保护等标准“领跑者”制度,加大不达标企业的淘汰力度。

    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落实环境目标责任制,实行一票否决制。继续推进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探索开展环境质量监督考核。地方是规划实施的责任主体,要把规划目标、任务、措施和重点工程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推进多规合一。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切实维护法律尊严,合理利用司法资源,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加快自然资源及产品的价格改革,改革资源定价机制,以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恢复修复效益。开征资源税,由从量计征向从价计征转变。利用市场机制,开展生态权交易试点,以某个年份为起点,将森林蓄积量、二氧化碳吸收量等的变化折成可交易的生态权证,经第三方监测、认证和交易,让保护生态环境者获益;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并与财政转移支付挂钩,以利共同致富,避免财政转移支付中的弄虚作假、养懒汉等弊端,以收到增加森林覆盖率、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宣传教育,转变观念,创新思路,改变那种“生态环境好不能当饭吃”的传统观念,应认识到,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完善发展成果的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做法,建立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干部评价考评体系,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彻底解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将生态文明的理念体现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只有共同的能力,只有全民的生态自觉,生态文明新时代才能早日来到!

    不断丰富林下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陈幸良 (中国林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研究员)

    对林下经济内涵的认识是一个动态发展、不断融入科学内涵的过程。在不断探索林下经济的实践与理论的过程中,认识到发展林下经济需要掌握好几个原则与要点。

    一要把森林可持续经营作为发展林下经济的前置条件。林下经济要依托于森林及其环境,没有森林的可持续经营,林下经济就失去了基础。因此,林下经济要在森林可持续经营的理念下科学经营、健康发展。

    二要把维护生态安全稳定作为发展林下经济的基础。森林可持续经营追求的是健康可持续经营的森林。林下经济利用物种的多样性,建立了多层次、多用途的复杂系统。生物群落的演替是有序的,在林下经济发展中,要研究自然的树种谱,考虑乔灌草的搭配,林分越是接近自然,树种关系越和谐,越能提高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

    三要在林下经济的发展规划布局上做出安排。根据不同的森林类型配置不同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地势平坦的商品林、经果林鼓励发展林下经济;陡坡地、水库周边、江河两岸,严格限制林下养殖、采集等生产经营活动。天然林、高保护价值森林,严格控制林下养殖、采集的生产经营活动。

    四要实现森林产品的价值增长。没有林下经济,森林可持续经营可能仅考虑立木本身最大化利用林地的自然力,有了林下经济,则将整个生态系统最大限度的利用与价值增长结合起来。林下经济追求单位面积最大绿色财富。价值链是价值增长的关键因素。

    五要优化林下经济的模式选择。“林+”模式不下几十上百种。要考虑对森林生态系统的正外部性,例如养蜂、林药、景观利用,要大力鼓励、刺激;林下养殖可控风险因素多,要适当控制。要进行科学研究,优化选择。

    我国木材加工业国际转移趋势及影响

    宋维明 北京林业大学校长

    一、我国木材加工业国际转移的现状及特点

    (一)国际加工贸易中心的三次转移

    迄今为止,国际加工贸易产业的中心已经完成了三次转移活动,即:上世纪70—80年代由日本向亚洲四小龙地区的转移、90年代由四小龙地区向中国的转移、21世纪头十年由中国向越南、印度等地区的转移。如图1。

    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作为第三次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凭借着充裕且廉价的劳动力、相对低廉的土地使用成本、优越的对外开放政策,通过开展加工贸易,迅速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当中,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二)中国木材加工业国际转移的现状及特点

    1、现状

    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逐年扩大,《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23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2%。自2003年中国发布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以来,连续12年实现增长,2014年流量是2002年的45.6倍,2002-2014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37.5%,仅次于美国、日本,是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木材加工业对外投资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据统计 ,截止2012年,中国商务部公布的21716家对外投资企业中,涉及境外林业投资合作企业(不含木材及林产品贸易)480家,在商务部名录之外还有109家企业。

    1)初加工

    木材初加工一般包括森林采伐,原木、锯材和板材生产。境外木材初加工企业共391家,占境外林业企业总数的66.4%,如图3所示,中国境外木材初加工企业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共261家,占初加工企业总数的86.7%;其次为老挝15家,占初加工企业总数的3.8%;位列第三位的是加蓬14家,占初加工企业总数的3.6%,其余国家企业数量基本在1-3家之间。

    2)木地板生产

    境外地板生产企业共24家,占境外林业企业总数的4.1%。设立境外地板生产企业最多的洲为北美洲,共7家,占境外地板生产企业的29.2%,其次为亚洲5家,占境外地板生产企业的20.8%;俄罗斯4家,占境外地板生产企业的16.7%。设立境外地板生产企业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共计5家,其次是俄罗斯,共计4家。

    3)人造板生产

    境外人造板生产企业17家,占境外林业企业总数的2.9%。境外人造板生产主要以胶合板为主,共有14家,占境外人造板生产企业的82.4%,中密度板和细木工板分别是2家和1家。从国别分布上看,中国在俄罗斯建立的人造板企业最多,共6家,其次是尼日利亚,共3家,乌干达、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越南、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巴布亚新几内亚各1家。

    4)家具生产

    家具制造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如图4所示,境外从事家具制造的中国企业共有61家,占境外林业企业总数的10.4%,遍布世界各大洲,其中以亚洲最多,共21家,占境外家具制作企业总数的35%;其次为欧洲16家,占境外家具制作企业总数的26%,其中俄罗斯13家;北美洲12家,占境外家具制作企业总数的20%。

    2、木材加工业国际转移的特点

    四个特点:
    资源驱动、规避贸易壁垒、地缘和集群效用优势、民营资本为主。

    1)资源接近和规避贸易壁垒是主要动机

    首先,中国木材加工业境外投资的流向与世界林业资源分布相匹配。如图5所示,图5(a)是中国目前木材加工业的投资东道国的森林覆盖率以及相应的中国木材加工业企业数量;

    图5(b)是中国目前木材加工业的投资东道国的森林公顷蓄积以及相应的中国木材加工业企业数量。从图上可以直观的发现,中国木材加工业“走出去”的目的地集中在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将中国木材加工业投资的东道国设为集合A,高于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和公顷蓄积的国家设为集合B、C,分别计算集合A与集合B,集合A与集合C的Jaccard相似系数,结果分别为0.35和0.40。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中国木材加工业转移属于资源依赖型,可以认为目前的产业转移仍然属于要素驱动这样一个初级阶段

    其次,规避贸易壁垒

    1)资源接近和规避贸易壁垒是主要动机
    从投资时间分布上看,2008年之后,中国木材加工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变得活跃。据不完全统计,2003-2007年,中国境外木材加工企业数量为144家,而2008-2013年,这一数据变为326家,增长了1倍多。与其他产业在金融危机之后进行海外资产并购不同的是,中国木材加工业在2008年之后,主要采用绿地投资的方式进行。

    2008年俄罗斯开始通过高关税等贸易政策限制原木出口,之后其他木材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效仿该政策,导致国际原木出口受到直接的限制,迫使中国木材加工企业不得不通过产业转移以避开因原木的获取而导致的原材料成本的急剧增加。由此可见,2008年后木材加工业向外转移的加速,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也正是这一部分被动因素导致了目前中国木材加工业境外企业的分布又并不完全与东道国资源禀赋成正相关关系。例如,在资源相对丰富的巴西,目前仅有5家,且投资金额仅为1千万美元左右;而在资源禀赋与巴西相近的加蓬,却有着14家境外企业,并且投资金额高达6亿美元。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加蓬政府限制原木出口,国内企业需要将原木进行初加工后才能运回国内继续利用而巴西对原木直接出口没有限制,中国企业可以直接通过贸易的方式利用该国木材资源。

    2)地缘接近与集群效应是转移的动力之一 从木材加工业投资来源省份的统计情况看,如图6所示,全国大部分省份都有境外木材加工企业,数量较多的省份分别是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靠近俄罗斯的东北部地区,特别是黑龙江省境外木材加工企业供106家,内蒙古19家境外企业均来自满洲里,切投资地区均是俄罗斯,由此可见,中国木材加工业的转移地缘优势因素十分明显。另外一部分境外企业集中在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木材加工产业的发展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如山东临沂、江苏张家港、浙江南浔、福建永安、广东东莞都有各自的木材加工产业群,具有显著的产业集群效应。地理位置和产业集群的优势,需要通过产业转移来得到更高水平的实现,因此成为产业转移的动力之一。

    3)民营资本的灵活性是使转移更有效率

    目前,中国境外木材加工企业以民营投资为主,统计报告中央企森工及兵团投资的企业仅为9家,仅占全部589家的1.5%。这也使得中国木材加工产业的转移具有了一定民营资本的特点,比如逐利性、灵活性和盲目性。目前境外木材加工业以锯材加工为主,约占75%,从这一数据就可以看出,大部分民营资本通过在投资东道国建厂规避贸易壁垒,然而这样的产业转移虽然灵活,但对于产业发展的质量并不高。另外,民营资本相对分散,从数据中看民营资本在外投资的平均额仅为700万美元左右,这样的规模的投资在抵御贸易风险时尚不能游刃有余,对于家具等高端的木材加工业的投资更可谓杯水车薪。另外,在调研过程中,境外企业同时反应出境外融资困难的问题。很多民营企业将国内全部的不动产抵押进行海外投资,又由于多数木材资源发达的国家经济都相对落后,金融体制不健全,中国企业在融资时难以获得国民待遇,企业发展过程中经常受到资金问题掣肘。
    二、中国木材加工业国际转移的趋势

    1、境外企业数量与投资金额高速增长

    近10年,中国木材加工业的转移,从企业数量增长的趋势上看,类似于幂函数的图像,如图7所示,中国木材加工业境外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在不断的加快,根据趋势预测,2015年,中国木材加工境外企业数量将达到565家。从投资的存量上看,以2009年为界,2009年之前,中国木材境外加工业走出去的投资规模不大,为16亿美元,彼时全球木材贸易壁垒不严重,贸易市场更为自由。而2009年之后,由于多数木材进口来源国均调整了关税政策,限制原木出口,导致中国企业被迫加大在当地的投资,建设锯材加工厂。2010年,中国木材加工业境外投资迅速增加到34亿美元,比2009年翻了一番。同时中国境外木材加工企业也借此契机,在东道国逐步开展更深一步的木材加工,生产地板等制成品,充分利用东道国与主要木材产品消费国的运输便利调节及开放的贸易政策,开展直接出口业务,降低运输成本,规避“双反”等非关税壁垒。

    3、转移的目的地进一步转向发达国家

    从投资东道国上看,2008年之后,如图9所示,在中国向发达国家进行木材加工业转移的力度在增大,在发达国家的境外企业数量,无论占每年新增的境外投资企业数量的比例,还是占境外企业累计数量的比例,几乎都处于逐年上升的状态。2013年,木材加工企业进入发达国家数量的比重占到当年新增转移企业的50%左右。

    从这点上看,中国木材加工企业在未来转移的过程中,可能不是单纯的取决于森林资源禀赋逐步向林产工业欠发达的地区转移,而有可能存在一个跃迁式的转移。这同时也表明,中国木材加工产业,仍然处于学习曲线上的学习阶段,并且仍然拥有后发优势。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利用美国制造业回流和欧洲工业4.0升级的契机,将后发优势显现出来。特别是北美地区已成为中国木材加工制造业的投资热点地区,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之后到美国、加拿大这两个国家投资的企业达到32家,约占近5年来新增境外投资企业的10%左右。

    三、中国木材加工业转移的影响

    包括三个方面: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对转移对象国的影响

    1、对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影响

    中国木材加工业的转移,对于中国产业结构提升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伴随着产业转移,引致了中国木材加工设备的需求,同时带动了装备制造业的出口,提升了高附加值贸易在贸易当中的比重。如图所示,中国木材加工机械的出口额在逐年递增,2014年,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木材加工机械总额已经达到15.3亿美元,比2013年同比增长了74%。机械的出口市场与林业境外投资的对应度很高,并且多为发达国家。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中国对越南的木工机械出口大幅上涨,也反映出目前中国木材加工企业向越南转移的趋势。

    其次,为了能够与转移出去的木材加工企业竞争,国内的木材加工企业将进一步的提高资源利用率,这就产生了原始的创新动力,有助于产业从资源禀赋推动向创新驱动过度。同时,由于中国原有的木材加工业集群区域出现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已经有企业开始采用机器人替代人工劳动,例如广东东莞在2015年出台了全方位的政策,鼓励以机器人替代人工劳动。从未来木材加工业的发展趋势上看,在国内该产业的要素密度可能会发生逆转成为资本密集型行业。

    第三,加工业的转移,必然引致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增长,因此必然对服务于产业转移的金融、保险以及管理、技术咨询等行业发展,形成强大的推动力,从而促进木材产业内部行业结构的高度化。

    2、对于中国木材加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木材加工业的国际转移,首先将产业放到国际市场上,与国际同行进行竞争,对提高企业素质,在学习中培育竞争优势,无疑是最好的实践。同时,企业的学习效应以内部化的机制,为国内产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产品质量的提高,提供外溢效应,从而促进国内木材加工业竞争力的提高。

    例如:中国木质家具在国际上一直拥有很强的贸易竞争力。本文选取贸易竞争力指数TC作为衡量指标,TC越接近于1,表明产品国际竞争力越强。2005年,中国木质家具贸易竞争指数曾高达0.975随着中国木材加工业的向外转移,如图11所示,2010年之后,从国内直接出口木质家具的贸易竞争指数在逐步下降,从最高的0.953降至0.923。这表明我们比以往减少了木质家具的出口,但同时又增加了对木质家具的进口。贸易竞争力指数可以说明本土的木质家具的优势在被蚕食,但是如图12所示,从出口价格上看,中国木质家具的出口价格在逐年增高,根据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当两国的要素禀赋相近,一国的产品差异化程度越高,越可能在国际贸易中获利。出口价格的不断走高,表明我们的产品质量在进步,产品贸易从价廉的抢占市场份额阶段,向物美的差异化营销阶段过渡。这种过渡,是产业进步的萌芽,也是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3、对于承接中国木材加工业的东道国的影响

    中国木材加工业的国际转移,对于承接该产业的东道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和生态两个方面。经济上,中国木材加工业主要的投资地区依然是森林资源相对丰富但是人均GDP并不高的发展中国家。木材加工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根据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中国因为劳动力成本逐年提高且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将劳动密集型的木材加工产业转移到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老挝、越南等地,可以极大的促进当地的就业。目前,越南全国的木材加工及贸易企业约4200家,已为30多万人提供就业。生态上,中国木材加工业转移的部分东道国处于热带,例如非洲及南美地区。这些地区高保护价值森林资源丰富,但东道国本身的木材产业在木材的开发使用限制于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经营过于粗放,导致木材利用率不高,使得森林资源在采伐和加工的过程中遭到了极大的浪费。中国木材加工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将近些年来形成的良好的成本控制经验移植到东道国,有助于东道国在开发森林资源的同时,尽最大限度的保护生态环境,实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对发达国家的转移同样也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如增加就业,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增加消费者福利等。

    四、木材加工业转移的激励与促进

    国际分工已经从产品间的分工逐步演变成产品内分工或者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其中的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方式也逐渐变成价值链环节中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环节的转变。因此,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中国的木材加工产业应抓住契机,通过国际经营,在全球配置资源,从价值链的低端锁定中跳出,由以往的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促使中国木材加工产业不断靠近价值链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同时,通过优化林产品的对外贸易结构,加快转变林产品贸易的发展方式,推动林产品贸易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高转变,从成本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

    1、政府层面

    由于森林资源既具有经济属性又具有生态属性,甚至在很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森林还承担着部分社会属性,所以森林资源的跨国开发利用通常会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并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东道国的林业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善,对林业外资的管理也相对越来越严格。为了进一步的加快中国林业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政府应更加积极的与林业对外投资东道国的政府开展国家级别的合作,利用双边和多边的贸易协议,通过建立国家产业部门间的合作备忘录,为林业企业对外投资创造一个更加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借鉴中国与俄罗斯合作的经验,在产业转移的其它重点区域,与东道国政府共同建立产业园区,一方面为对外投资的企业建立良好的投资基础,另一方面也能促进国内木材加工相关产业的对外贸易。另外,针对中国木材加工业转移以民间资本为主的特点,政府也应该在融资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支持,鼓励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在对外投资上组建混合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利用民间资本在投资初期的灵活性迅速打开局面,利用国有企业的资金和技术的雄厚实力完善后续的产业升级。

    2、行业协会层面

    中国木材加工业转移的过程中,民间资本称为主力,曾经有一部分民间资本急于的收割利润,阻碍了投资东道国森林的可持续经营,由于森林资源开发的话题敏感性,一度影响了中国林业企业的国际声誉。行业协会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林业投资企业的自律工作。同时,针对民间资本的灵活性、逐利性以及盲目性,行业协会应通过建立行业信息共享平台,及时向投资者以及准投资者提供风险预警。另外,“走出去”的企业也应该充分的利用行业协会的优势和功能,在进行境外经营的过程中,主动参与当地的各类产业协会,或者建立华人行业协会,以此增加与当地政府谈判时的话语权。

    3、企业层面

    根据邓宁的折衷理论,一个企业进行有利的境外直接投资需要具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目前中国木材加工企业转移的过程中,在目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下,不能简单的利用东道国的林业区位优势。为了规避贸易壁垒,只能通过跨国经营来获得内部化优势,但是,在没有充分的所有权优势的时候,这样的对外投资是很难获得效益。因此,木材加工企业在被动的转移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提升自己的所有权优势。所有权特定优势的主要包括:由独占无形资产所产生的优势的技术优势、组织管理能力优势、金融优势以及企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垄断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

    因此木材加工企业应在当前成熟加工工艺上,充分发挥木材利用率高等优势,进一步改进技术,重视技术研发以及知识产权的管理。从产品的设计、生产、包装、流通、分销等一系列过程中提高技术的含量,增强自己的技术以及组织管理的优势。同时,借助目前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的总体上扬的走势,以及国家对外投资的鼓励政策,进一步开拓金融方面的所有权优势。只有拥有了技术、管理、金融等所有权优势,中国木材加工产业转移才能够更好地转移,在国际上形成规模优势。

    经济转型中的林业发展

    李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一、转型前的中国经济

    改革前的30年,我国试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即建立发达经济体所拥有的产业和技术体系,实现赶超世界最发达经济体的目标。当时中国资本极端短缺,无法凭借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来发展这些资本很密集型产业。为了发展这些产业,不得不在宏观上扭曲了各种要素和产品价格,在中观上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在微观上不给经营主体人财物产供销自主权。虽然我国在短期内建立了较先进的产业体系,但绩效不佳,人均收入水平长期难于提高,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并未缩小。

    木材采运在这个阶段为资本积累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林区职工的贡献与城市职工的贡献并没有显著差异。这个贡献主要是由天然林资源或森林生态资产做出的。将生态资产转为经济资本属于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但这是经济进入现代增长前难以逾越的一个阶段。尽可能低缩短这个阶段,尽可能低减少这个代价。

    二、中国经济转型

    为了扭转上述局面,我国于1978年底实行改革开放。最初的做法是:在农业以家庭经营取代集体经营、在工业上实行放权让利,将被体制压抑的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释放出来,将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通过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改革是沿着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的,一方面对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给予必要的转型期保护,以免它们在经济转型期崩溃;另一方面,鼓励发展转型前受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这种务实的转型方式使中国经济取得了35年年均9.8%的增长。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超越德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2014年以PPP计算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目前,我国制造业产值、贸易总量和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在全球贸易规则、气候变化等重要谈判中的话语权逐渐增强。

    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1994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460美元,仍处于低收入经济体的行列。2002年,中国人均GNI为1100美元,进入下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行列。2010年,中国人均GNI为424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行列。2012年,中国人均GNI为5720美元,倘若2020年中国人均GNI能在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升值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比2012年翻一番,中国人均GNI会超过12476美元,跨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 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初步完成了经济转型。包括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及产业、技术、产品、企业组织和区域布局等方面的结构转型。中国经济转型未按照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倡导的休克疗法,一次性的消除各种扭曲,而是采取了他们认为最糟的渐进转轨方式。尽管采用休克疗法的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率很低,经济危机的频率更高,但他们仍然认为中国经济即使能一时取得快速增长,也要为这种体制扭曲付出代价。这是中国经济增长一放缓,中国崩溃论就会此起彼伏的主要原因。

    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认为转型国家必须采取休克疗法的理由是:一个沟坎不能分两步跨过。其实,现实中的沟坎并非都能一步跨过。面对一个过宽、过深的沟坎,采用一步跨过的策略必然掉入沟底;更为安全的做法是采用逐渐填平沟坎、逐步走过沟坎的策略。所以采用渐进式改革策略看似较慢,实际上可以维持稳定并积小胜为大胜。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难以借鉴。其实,任何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农民、工人的想法是一样的,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和后代生活得更好;知识分子的追求是一样的,都希望为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做出贡献;政府领导人的愿望是一样的,都希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使自己的国家成为受世人尊敬的国家。这些国家只要根据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和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来发展,经济就能保持快速增长,都有可能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成为发达经济体。

    经济增长决定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降低交易费用和交易风险,需要完善电力、道路、港口等硬体基础设施,以及合同、法律、旨在动员资金和分散风险的金融体系等软体基础设施。即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技术、产业结构和完善软硬基础设施。政府的责任是改善基础设施、金融环境、法制环境,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帮助经济体中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所谓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是指在要素生产成本上具有优势,但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使得交易成本过高而无法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

    展望未来,中国虽然经历了35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以反映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人均收入水平所代表的平均技术和产业水平和发达国家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后发优势。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国际元计算,2008年中国人均GDP6725元,为美国当年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同美国人均GDP的差距水平。在这一差距水平上,日本维持了20年年均9.2%,新加坡20年年均8.6%,台湾20年年均8.3%,韩国20年年均7.6%的增长。所以从后发优势的潜力来看,中国从2008年开始应该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中国应该继续深化改革,消除扭曲,尽可能将8%的增长潜力变为现实,这样,中国就能实现强国梦,创造出由衰至盛的历史奇迹。

    三、中国林业转型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我国林业发展目标也在转型。简略地说,这种转型可以用济与生态的关系的变化来概括。我国林业在很长时间里强调的是木材生产。第一阶段经济是目标,生态是一个约束条件。周总理在1959年全国群英会上对马永顺说:“你们林业工人不但要多生产木材,支援国家建设,还要多栽树,搞好绿化,实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现实中存在这个约束条件被忽略、被突破的问题。但主要是经济与生态有冲突的问题(船迹理论或旁侧效应理论)。

    第二阶段是生态和经济并重。虽然森林具有多功能性,但特定森林的主导功能会有所不同。用材林的主导功能是生产木材,防护林的主导功能是防护。森林的经营方式也会因为主导功能的不同而不同。鉴于生态目标不会随着经济目标的实现自然而然地实现,所以要对森林进行分类经营,一部分森林专门用来追求经济目标,一部分森林用来追求足生态目标,余下的森林发挥多功能性。这就是林业部的老部长雍文涛先生提出的林业分工论。

    第三阶段是生态目标优先。无论是林业的四大地位: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林业具有重要地位,生态建设中林业具有首要地位,西部大开发中林业具有基础地位,应对气候变化中林业具有特殊地位。四大使命:实现科学发展的重大举措,建设生态文明的首要任务,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还是五大功能:生态、经济、社会、碳汇和文化。生态目标确实优先于经济目标了。

    四、林业如何实现转型

    农业每年都有一个以上的生产周期,它的资源配置的调整相对容易一些。林业的经营周期很长,它的资源配置的调整不太容易。所以,林业资源配置和林业政策制定,都要有很好的预见性。面对森林由木材利用为主转向生态利用为主,林业界做了哪些准备呢?毋庸讳言,现在林业部门说是生态优先,干的是生产优先。例如,基于生产优先的考虑,把森林产权界定到各家每户。而由此引起的森林生态系统碎片化,会对基因交流、物种交流产生哪些负面影响,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十三五”以后的林业规划,必须把重点放在如何落实生态优先目标上。

    这种务实的转型方式使中国经济取得了35年年均9.8%为了促进林业转型,保护森林资源,维护国土生态安全,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全面保护天然林,积极推进退耕还林,促进林区产业结构调整,扶持林区就业结构调整。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相关部门做了一系列调整:以进口材(纸产品)替代国产材(纸产品);林业部门所做的调整是以工业原料林和速生丰产林替代天然林,以非木质产品替代木质产品。

    林区劳动力也在做调整。同农区一样,林区劳动力也在流出。国有林区最大的变化就是当年进入林区的关内人的后代,为了追逐自身长期发展的机会回到了关内。这说明中国发生了由自然资源导向到发展机会导向的经济转型。对于林业部门来说,要逐步完成林产品经营、森林资源经营到森林生态系统经营的转型。目前,追求的产品形态有所变化,追求实物产品的意识还没有变化,这种转变难以使中国林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基于我国正在向发达国家迈进和林业经营周期长的实际情况,林业主管部门要从编制林业发展规划和制定林业政策入手,把生态优先落到实处。确保森林生态系统完整性不断提高、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不断增加,国土生态安全程度不断提高,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增强。林业发展的重点要从实物形态的产品转向服务形态的生态产品。逐步实现生态产品、木材产品、非木材产品生产的边际平衡。

    全面调整生态补偿制度。现行的按林地面积给予生态补偿的做法必须调整。这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的补偿机制,不可能从林地经营者产生正向激励。生态补偿是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的补偿。所以改革的目标是构建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进行生态补偿的机制。为此,必须建立社区群众监测、遥感数据解析、专业人员监测三位一体的监测森林生态系统变化的体系。生态林的划定,要以竞标方式、引导方式替代强制方式。

    五、小结

    我国经济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由低级化产业结构向高级化产业结构转型,由发展中经济向发达经济转型。这是我们要以发达国家的视角制定林业发展长远规划的依据。我们必须以生态优先的理念替代生产优先的理念,仅仅将木质产品转为非木质产品是不够的。要以GNP导向取代GDP导向,促进林业企业走出去。林业政策必须考虑并消除生态系统碎片化的负面影响。要从森林生态系统经营入手 ,追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最大化。这样,梁希先生想象中的“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就会变为现实。

    林权改革及生态工程建设对林地变化的影响
    东北国有林区的调研分析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邓祥征)

    一、调研背景

    2008年6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的林业制度发生重大转变。其历史意义堪称继30年前分田到户后的“第二次革命”,其对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现代林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现实意义。

    林权改革的核心是落实“四权”,即所有权、经营权、处置权、收益权实现“三还”,即还山于民、还树于民、还利于民;坚持五项原则,即先行试点、逐步推广,以民为主、体现民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兼顾各方、合理分配、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改革的具体做法:一是明晰所有权,放活经营,确保收益;二是进行林权登记,发(换)林权证;三是完善流转机制,规范流转行为;四是完善配套措施促进产业发展。

    同时,与林权改革配套的一系列森林资源保护与开发工程生态保育工程也开始实施。生态保育工程包括的种类较多,但成效差别较大。天然林保护工程是东北地区国有林区投资力度最大的生态保护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过程中虽然依然存在着种种现实问题,但同时也给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带来了影响。天然林保护工程从调减重点国有林区木材产量,加强森林经营培育,加快国有森工企业改革,推进林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林区民生,增加森林面积和蓄积量等方面实现巨大的效益,同时该工程的实施为实现2020年中国森林资源增长的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新的巨大的贡献。

    二、调研区域

    研究基于东北林区的调研而开展。东北地区是我国最大的国有林区和重要的工业用材供给基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由于历史原因和企业经营效率低下,这些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资源与经济危机。东北地区森林质量的下降已经成为林业生产发展与保育及当地生态工程建设的重要挑战,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央政府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对该地区提供了大量的财政补贴,并使当地的木材采伐量大幅度下降。东北国有林区林地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天然林保护工程对东北国有林区林地变化的影响效果如何是本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

    调查的企业有黑龙江省伊春林业管理局的双丰、朗乡、金山屯、乌马河、五营、汤旺河林业局,牡丹江林业管理局的大海林、东京城、海林林业局,松花江林业管理局的亚布力、绥棱、沾河林业局,合江林业管理局的双鸭山、鹤北、清河林业局;吉林省直属的临江、湾沟、松江河林业局,延边林管局的敦化、天桥岭、八家子林业局,内蒙古大兴安岭的阿尔山、库都尔、根河林业局,具体涉及林场包括24个林业局管辖下的72个分管林场。

    (二)方法

    本研究首先通过对东北地区遥感调研数据、国有林区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与地面调查数据的收集,集成支撑东北国有林区林地变化研究的数据库。采用空间计量联立方程组模型的建立以及相关估计方法,提炼出影响中国东北国有林区林地变化的影响因素,着重分析天然林保护工程这一生态保护工程对中国东北国有林区林地变化的影响,基于模型分析结果,提出改善森林治理的政策建议,促进中国东北林区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

    四、结果及分析

    根据联立方程组模型3SLS估计结果(表1),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1)活立木蓄积量显著影响林地变化。从多个联立方程组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出活立木蓄积量对林地面积存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效应。从联立方程组方程(1)中活立木蓄积量影响系数为0.933(显著水平0.

    01)到联立方程组五方程(5)的系数为0.373(显著水平0.01),均显示出活立木蓄积量对林地面积有显著为正的影响效应。考虑了空间相关性之后的空间权重矩阵*林地面积对林地面积有稳健的显著为正的影响,这说明林场资源的流动将受到邻近林场的影响。空间权重矩阵*活立木蓄积量这个变量在五个联系方程组模型中的估计系数一直处于显著为负的状态,这一估计结果显示空间相关性显著影响林地面积的变化,这种影响效果的正负将有待进一步考察。

    (2)社会经济因素对林地面积变化的影响

    一般而言,第一产业产值的增长对林地面积的扩张有正效应。在人口密集区,人类对林地破坏的程度一般较大,林业生产总值较低、其他用地向林业用地的转移将受到制约,因此人口对林地面积的影响应该有负面效果。理论上而言,用于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投资额越多对林地面积扩张越有利,而本研究中的联立方程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与上述预期不大一致的结论。在五个联系方程组中,第一产业产值的变化与林地面积变化始终负相关,但是影响并不显著;社会总产值对林地面积变化的影响不显著,且影响方向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而发生变化;林区常住人口对林地面积变化有负向相关关系,这或许是因为人口对林地面积扰动较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林地面积的扩张,但是影响效果也不明显。

    (3)政策变量对林地面积变化的影响

    当只引入林地变化相关变量时,用于森林管护的天然林保护工程投资额对林地面积的影响为负,随着引入的控制变量不断增加,用于森林管护的天然林保护工程投资额对林地面积变化的影响系数为0.0885(显著水平0.1),这说明在众多因素影响下,用于森林管护的天然林保护工程投资额增多将对林地面积的增加有利。

    (4)气候条件显著影响林地面积变化

    理论上而言,年均气温和降水对林业生产和林地面积变化产生影响。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年均降水对林地面积的扩张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联立方程组五中,降水的影响系数为-5.698(显著水平0.01),降水平方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在一定长度上年均降水的减少对林地面积的增加有促进作用,但是减少到一定程度之后降水的进一步减少将明显抑制林地面积的扩张,这或许是由于东北国有林区森林资源分布区域年均降水量一直处于比较丰盛的原因。在全部控制变量被引入的联立方程组五中,年均气温的影响系数为18.55(显著0.05),年均气温平方的影响系数为-2.162。估计结果显示年均气温升高对林地面积的扩张有抑制作用,可能这主要是由于东北地区林地集中分布于北部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地区,林业生产总产值也相应较高,林木资源已经适应了东北寒冷的气候条件,气温的上升反而对林木生产不利而导致的结果。

    (5)自然环境条件对林地面积的影响

    自然环境条件是林业生产和林地面积变化的控制因素。估计结果与我们的预期基本一致,高程值对林地面积有显著为负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436(显著水平为0.1)和0.624(显著水平为0.05),坡度对林地面积的影响分别为-0.205(显著水平为0.05)和0.266(显著水平为0.05)。一般而言,高程和坡度对林业生产和林地转移存在显著的制约作用。高程较高或坡度较大的地区是林地广泛分布的地区,林业总产值也相应较大。另外,这些地区宜居性差、不适宜耕作,城市化和工业水平较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类对林地资源的开发,林业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护。平原面积比重对林地面积有负向影响,这或许是因为平原面积比重越大,交通相对越方便,越有利于人口的集中居住,因此平平原面积比重越大越不利于林地面积的增加。

    (6)区位条件对林地面积的影响区位条件在林业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尤其是城市和高速公路的分布是原木材和林产品的运输保障。到最近城市的距离对林地面积的影响为0.176,到最近高速公路的距离对林地面积的影响为0.0399,这两个变量对林地面积的影响均为负,距离道路和城市越近,越有利于木材产品的开发和运输,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人类的社会活动对林地面积有较大的扰动效应。

    总之,东北地区林地面积变化受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经济因素和生态保护工程的多重影响。其中,林地所处的自然环境条件构成了其格局变化的基础,在宏观尺度上决定着林地面积变化的基本趋势。而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则集中表现在对林地转换方向与强度的影响上。由此可见,东北地区林地面积变化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的结果。

    五、发展建议

    林地资源的高效利用是实现林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国有林场改革的有效途径,而要实现林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及林区的转型发展,甄别关键技术与识别方法是林业的关键突破口所在,当前尤其需要如下几个方面着力展开工作。

    整合林业资源数据,明确定义,分类确属。国家林业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重要阶段,发展过程中,林业资源的定义及分类体系的变更,为林地数据收集及整理带来巨大挑战。以我国森林郁闭度标准的改变为例,改变森林郁闭度的规划会导致不同来源的数据之间的可比性差,从而影响了对林地动态变化的整体认识。鉴于此,对林地数据进行重新整合、分类并制备标准化的林业资源大数据是符合国家林业大数据需求的核心工作之一。此外,完善数据集成-模型分析-政策模拟一体化能力建设并开展不同方案下林地变化的情景预测是提升森林动态变化分析的基础性工程,也是认识林地变化趋势,框定发展路径与明清发展目标的重要前提与基础。再次,辨识林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矛盾,识别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提炼并实施适应性管理是当前在气候变化、城市化发展、产业结构转型、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势下的重要前提,也是推进林区转型发展的必要举措。

    林业是绿色发展的实践者和先行者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教授)

    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理念是永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前提和导向,也是五大发展约束性条件。

    林业在绿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森林为绿色发展提供了生态基础,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森林可以提供木材等木质林产品,这些产品具有清洁安全、可再生、可降解等优点;森林也是重要的非木质林产品的来源,可以提供果实、油料、香料、中草药等,对于维持逾10亿人的生计有重要作用;森林在增加就业和消除贫困、维护粮油安全、能源和资源安全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绿色发展背景下林业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林业发展可以增强碳汇能力,有利水土涵养,促进主体功能区建设;林业建设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林业发展可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为社会就业作出巨大贡献;林业建设具有重大的示范意义。林业新政可以成为中国绿色新政乃至绿色发展的先锋军。

    林业绿色发展需要绿色创新。绿色创新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理念认识,即全面认识林业发展的生态意义与社会意义;二是市场机制,即充分运用林业市场机制,创新国内碳交易信机制,建立世界上最大的碳交易国内市场;三是国家治理,即不断加大国家投入、以公共财政购买林业生态公共产品。由国家出钱,地方出力。积极鼓励和通过财政支持地方为全国提供生态产品、生态功能、生态服务。

    加快提高我国生态系统服务能力

    傅伯杰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惠益,而我国的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不强,需要通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的增长模式,努力走出一条代价小、排放低、效益好、可持续的发展路子

    我国生态系统服务不强体现在森林、草地和湿地等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不强,中幼龄林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占主导地位;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和生产力低,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天然林和次生林面临退化的压力和威胁依然存在;草地生态系统退化,单位面积产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0%; 湿地生态系统面积仍在萎缩,功能持续退化。

    如何提高我国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一是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目标应当由注重覆被率的提高,转变为在关注覆被率提高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系统的集约经营,迅速提高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的新阶段。二是总结退牧还草的经验和教训,开展适度放牧试点,适度利用和保护相结合,提高草场产畜量。开展退化草地恢复,提高防风固沙和防治沙尘暴的能力。三是保护天然湿地、恢复退化湿地、建造人工湿地,提高湿地的生态服务水平,完善自然保护区能力建设,四是提高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林业要为低碳经济和绿色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徐晋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低碳经济和绿色发展逐渐成为社会的普遍追求,林业可以为低碳经济和绿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少有的成功遏制森林资源退化的国家,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林权改革,中国的经验可以给世界提供借鉴。但是,中国也有自身的问题,如林业生产力低,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国际交流可以加强林权改革经验教训的分享。如美国有联邦林、州有林、私有林,产权完全分离,相互独立和合作,这对我国的国有林区改革有借鉴作用。

    对绿色发展中的产业如何发展,国际学术界主张“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对传统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实行碳税,对清洁产业(可再生能源、低碳产业)实行补贴,加速产业替代,如美国的可再生能源强制配额制,欧洲许多国家实行了碳税、碳交易政策以及风力、太阳能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政策。

    我国以林业为主体实行绿色转型具有很大的潜力。国家对林业的扶持侧重生态保护,对提高林产品生产能力的扶持政策不足, 我国林业政策体系需要调整的内容主要是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和深化集体林区和国有林区改革,建立起完备的林业市场体系,为林业发展创造一个好的政策环境。另一个是政策改革。一是实行限制性政策退出。主要是限额采伐政策和当前生态公益林制度的实施办法。二是鼓励性政策引入。要实行林业直补政策,提高林农商品林经营的积极性,提高林地生产力;生态公益林发展要采取市场手段;要实行生物质能源的补贴政策。

    加快税费改革步伐
    促进我国南方速生丰产林建设可持续发展

    (广西人工林种植行业协会 董汉民)

    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性产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同时也是传统而弱势的行业,林业的发展有赖于国家政策扶持和宏观保护。

    随着社会的繁荣进步,生态建设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基本发展战略。要实现这一既定目标,真正做到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大力发展人工林,特别是要大力发展我国南方速生丰产工业原料林,大幅度提高林地生产力,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林产品的需求,缓解天然林木材生产压力,才能确保我国生态建设的顺利推进。当前,我国速生丰产林建设工程虽有长足进展,但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以育林基金为代表的林业税费高且不合理,使得社会资本投资林业的意愿不高,不利于速生丰产林建设工程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快林业税费改革步伐,停止征收育林基金,已经成为当前深化林业改革和修改《森林法》的重要内容。

    一、停止征收育林基金是深化林业改革的内在要求

    育林基金依照《森林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征收,用于森林培育,从理论上看合情合法,并无不妥;但在林业生产实践中却严重偏离立法初衷,成为当前我国人工林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第一,育林基金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育林基金制度始于建国初期。长期以来,为了培育和发展森林资源,在财政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国家提出了以林养林的政策,对恢复我国森林植被,改善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财政支出框架的建立,国家对林业的投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之后,全社会投资林业的热情高涨,大量非国有资本投入林业建设领域,过去国家单一投入的局面被全社会多方投入所打破,逐渐形成了市场化、现代化的林业建设新格局。征收育林基金的基础条件已不复存在,育林基金制度已经不适应现代林业发展的需要。

    第二,育林基金成为人工林经营中最大的非生产成本。由于我国林业税费大多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税费体制,结果导致税费水平居高不下,一些地方林业税费多达20多项。对广西林业系统人工林采伐征收各种税费的调查显示:征收的设计费、育林基金、检尺费、检疫费、出市费等,占到销售毛利润的75%以上;其中育林基金占比最大,平均为36.6%,成为人工林经营者沉重的经济负担。由于经营人工林收益低、周期长、风险大,人工林经营者的经济承受力较差,致使人工林建设开始步入下坡道,部分民间资本开始撤出林业投资领域。

    第三,育林基金的作用被严重扭曲。育林基金成为人工林经营中最大的非生产成本。由于我国林业税费大多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税费体制,结果导致税费水平居高不下,一些地方林业税费多达20多项。对广西林业系统人工林采伐征收各种税费的调查显示:征收的设计费、育林基金、检尺费、检疫费、出市费等,占到销售毛利润的75%以上;其中育林基金占比最大,平均为36.6%,成为人工林经营者沉重的经济负担。由于经营人工林收益低、周期长、风险大,人工林经营者的经济承受力较差,致使人工林建设开始步入下坡道,部分民间资本开始撤出林业投资领域。林基金变成了养人基金。育林基金属于预算外资金,因对其缺乏有效监管,使用效果差,无法维持林业的简单再生产,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达不到以林养林的目的。另外,因征收育林基金有法律依据,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成为一些地方部门“搭便车”进行乱收费的口实,其作用被严重扭曲。

    二、停止征收育林基金是现代林业和社会进步的表现,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应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在遵循统一税法、公平税赋、简化税制、理顺分配关系、保证财政收入的前提下,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出发,加快现代林业的进程,满足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林业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多种需求。

    第一,借鉴发达国家林业经济政策经验,推动我国现代林业建设。发达的林业是国家富裕、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世界各国对林业均实行宏观保护政策。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各国对森林保护更加重视。美国有商品林、公益林的分类经营法规。1992又通过了天然林禁伐令,并严禁国有林、公有林原木出口;对国有林、公有林给予亏损补贴。对营造林予以扶持,每年更新造林基金支出19亿美元,是同期林业税13亿美元的1.5倍。德国号召回归自然,造林款由国家补贴(阔叶树85%,针叶树15%),免征林业产品税,只征5%的特产税(低于农业税8%),国有林经营费用40%-60%由政府拨款。日本严禁采伐岛上森林,造林款政府补贴50%(国家40%,地方10%)。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难与发达国家相比,但借鉴发达国家林业经济政策经验,学习发达国家的治理理念,对林业实行政策扶持和宏观保护是完全必要的。

    第二,减免林业税费,惠农富农,增加林农经济收入。桉树是我国南方主要的人工林树种之一。据调查,在桉树人工林种植总面积中,国有林场占7%,大于10万亩规模的林业企业占15%,小于10万亩规模的造林大户、股份合作者和零散林农占78%,由此可见,后者是人工林经营的主力军。近年来,国家为扶持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免征农业税、特产税,实行粮食补贴等,让广大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林业与农业本质相同,生产方式相近,人工林实质上是与农作物一样的林作物,林农应享受国家对农民相一致的优惠政策,而现今的民间造林税费和杂费却高达毛利润的75%。继续征收育林基金等高额林业税费,显然与国家扶持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大政方针相悖。

    第三,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林业。社会是林业的大舞台,市场经济是林业发展的真正动力。民间资本或其它资本投资林业应受到鼓励,应给予平等待遇。现行育林基金只对民间资本或其它资本投资的人工林征收,免除或降低国有林场的税费,显然有失市场公平原则,与国家鼓励全社会参与林业建设的政策背道而驰。受地方部门高额林业税费的影响,近年来民间资本开始撤出林业投资领域,仅广东就有十几家林业公司退出林业行业,涉及林地面积多达300万亩。这种困境如得不到及时破解,将有可能错失人工林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契机。笔者建议全面停止征收育林基金,全面放开人工林投资市场,继续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林业建设领域,减轻我国进口木材的压力,营造人工林可持续发展的新常态。,

    三、停止征收育林基金是促进林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志

    林业治理体系主要体现为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等各种制度安排。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我国林业制度逐步建立,林业治理体系初步形成。但是,与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要求相比,林业治理体系还不适应当前形势,有些方面还制约着林业的发展。要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加快建立建全林业制度。特别是涉及生态改善、民生改善的典型突出问题,应作为当前重点治理工作的突破口。

    第一,废除育林基金制度,有利于林业治理体系现代化。育林基金是人工林更新资金的重要来源。育林基金由投资者按规定计提上缴后,由有关部门统筹使用,无法全部返还投资者;而投资者采伐后更新所需资金却要自行筹措,必然大幅度增加营林成本,加重投资者经营风险。既然育林基金不能参与人工林建设主体资金的内部循环,则应在修订《森林法》中废除育林基金条款,从根本上予以治理。《森林法》修订2013年10月已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一类项目和2015年国务院立法计划。目前,浙江省和北京市已率先停止征收育林基金。全面停止征收育林基金的时机已经成熟,取消育林基金有利于林业治理体系现代化。

    第二,废除育林基金制度,有利于林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许多地方,缴纳育林基金已经成为人工林经营者获得林木采伐行政许可和木材运输行政许可的先决条件和制约条件,并由此衍生出多种垄断性乱收费、乱作为的现象。我国林木税费征缴涉及国税、地税、工商、财政、林业、物价、乡镇政府、教育局等多个部门,一些部门利用国家政策巧立名目,乱收乱征,已经成为制约人工林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停止征收育林基金,减轻林业税费负担,净化社会环境,既是广大人工林经营者的强烈诉求,也是林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第三,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林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管理。林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参与。应允许、鼓励、支持成立各级人工林种植行业协会,倡导人工林经营者自律互助、自我管理、自我保护,实行行业自治。通过协商对话和有效沟通,及时、合理地处理人工林建设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2015年10月,广西人工林种植行业协会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审核批准正式成立,诞生了我国林业界第一家民间人工林种植行业协会。中国人工林种植行业协会也正在积极筹备中。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将有利于林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速生丰产林建设工程要以市场为导向,按市场规律配置生产要素。要加快推进林业的各项改革,辅以多种政策扶持和法律保障,营造速生丰产林发展建设的良好外部环境。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真正落实“谁造谁有、合造共有”的原则,保证人工林经营者的合法合理收益权,推动我国人工林建设工程可持续发展。

    在2015’现代林业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王春法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尊敬的张建龙局长、赵树丛理事长、韩俊主任,

    各位代表,同志们:

    今天2015现代林业发展高层论坛在这里隆重开幕,我谨代表中国科协,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各位代表和为我国林业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向长期关心支持中国林学会工作的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

    学术交流对于科技工作者提高学术研究水平、激发创新灵感、促进相互合作、获得同行认可和社会认可,促进学术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组织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是学会为科技工作者服务的核心内容。近年来,中国林学会充分发挥科技社团的智力优势和专业特色,积极搭建多形式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四年一次的中国林业学术大会,两年一次的中国林业青年学术年会、四年一次的现代林业发展高层论坛和两年一次的国际森林科学论坛等制度性学术交流活动,在业内具有广泛影响力,形成了学术交流活动品牌。同时,学会积极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创建了集学术研讨、产品展示、和贸易洽谈为一体的中国银杏节和中国杨树节等节会活动;充分发挥人材举荐功能,从1995年开始组织开展了林业青年科技奖推荐评选,2003年经科技部批准设立了梁希科学技术奖。正是通过这些高水平学术交流活动和广大林业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学会为促进林业科技创新和人才成长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服务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做出了有益尝试,推动了中国林业科技事业的创新发展,各项工作也得到了科技工作者和政府、企业、社会的充分肯定。中国林学会先后多次被中国科协、科技部、中宣部授予“全国先进学会”、“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全国农村科普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今年,还获得了中国科协学会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全国优秀科技社团”奖资助。学会的社会公信力和专业影响力不断增强,为推动我国林业科技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国科协及所属学会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国科协所属学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今年1月,中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群团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强调群团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要试点先行,承接职能后应该建立符合公共服务特点的运行机制,确保能负责、能问责;参与政府购买服务,要严格管理、规范实施,做到政府放心、社会认可、自身有活力。5月份,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扩大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学会要重点承接科技评估、标准研制、工程技术领域资格认证、科技奖励提名等四个方面的重要职能,确定了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试点工作目标任务。7月份,中央以两办通知的形式印发《实施方案》,为科协所属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提供了行政赋权和法理依据。李源潮同志专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中央精神贯彻落实工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要把创新放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为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科协工作包括学会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如何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通过林业科技创新实现绿色发展、永续发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对学会学术交流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借此机会,我对今后一个时期学会的学术交流工作提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一要关注世界科学发展前沿和技术发展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发展为主要标志的新兴产业飞速发展。只有时刻把握、追踪追赶国际科技创新前沿,加强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再创新,积极参与有关林业国际进程、国际公约和国际标准制定,提高我国林业科技的学术影响力,才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重大热点问题中,增强我国参与国际谈判的话语权。

    二要关注国家重点发展领域和难点问题。当前,气候变化、土地退化、能源资源短缺、自然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全球性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有效应对挑战、实现绿色增长,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林业科技工作者必须以促进绿色增长为己任,交流新观点、激发新灵感,不断提升科技创新对森林资源增长的贡献率,为建立低消耗、低排放、可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科学支撑。

    三要关注科技工作者的学术需求。推进林业科技创新,离不开德才兼备、具有创新能力的各类优秀人才。学会要适应互联网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学术需求,搭建形式多样的学术平台,既要提升传统形式学术交流活动的质量和实效,也要利用博客、网络社区、微信、即时通讯小组等探索学术交流形式;既要有大型综合性学术交流,也要有小型高端前沿的学术交流。以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活动吸引科技工作者、成就科技工作者,激荡自主创新的源头活水,让更多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让我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与国际同行同台竞技。

    党的十八大把建设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作为党的重大行动纲领写入党章,这在世界政党发展史和执政史上还是第一次,是我们党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原创性重大贡献。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绿色之梦、美丽之梦。林业是生态建设和保护的主体,是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阵地。森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生态、生活、生命、生存联系得如此紧密。本次论坛聚焦新常态下我国林业发展的新路径,为十三五时期我国林业科技创新描绘新蓝图、谋求新突破。议题十分重要,时机正当其时。我相信,通过全体与会人员共同努力,本次论坛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林业科技创新谱写新篇章,为我国林业科技事业发展做出新贡献。

    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预祝中国林学会有更大的发展,预祝我国林业科技事业有更辉煌灿烂的未来!

    谢谢大家。